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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央视网消息:有人把生命比作是一次乘车旅行,这次旅行的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未知,沿途会经过什么样的风景?会遇到哪些同伴?这些同伴会在哪儿上车?又会在哪儿下车?我们自己会在什么地方下车?这一切都无法预知,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一次无法回头的旅行,向着既定的终点。

  所有人的生命列车终点站都是同一个,那就是死亡。但是,有些死亡留给生者的伤痛会格外沉重。这里是上海市的一座墓园,在墓园里有一片特殊的区域,在这儿长眠的全部是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他们先于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  墓碑上的数字记录了他们在人间走过的日子,这些日子现在对他们的父母来说,是最美好却也最伤痛的记忆。孩子们已经离去,而他们的父母亲还要继续生活下去。

  解说: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,当这些青春的面孔意外离去,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到了难以再生儿育女的年纪。人们把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称为“失独者”。范之瑜的母亲王玮怎么也没想到,做过军人健康强壮的儿子,竟然会被一次意外的跌倒夺走生命,那一年,儿子24岁,她64岁。

  王玮:40岁的时候生的他,他带给了我快乐和幸福的喜悦,我就想快快乐乐地过晚年的生活,可是他有一次就那么一摔跤,就摔没了。

  解说:王玮的工作是教师,每天都要面对孩子,儿子走后不久,她就回到了讲台,旁人都觉得她坚强,只有她自己清楚内心的痛苦和失衡。

  王玮:不愿意跟人家聊天,也不愿告诉别人,就是要想发泄的情绪,想吵架,吵架。

  解说:跟王玮在一瞬间失去儿子不同,柯斌陪伴女儿和白血病做了四年的斗争,虽然对最后的结局她早有心理准备,但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,她还是濒临崩溃。

  柯斌:一回到家里空空的,就看到墙上的一张遗相,只有做爸爸妈妈的最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痛。

  解说:很多父母都说孩子去世后,自己就变成了双面人。在人前强打精神,回家就陷入痛苦当中,宋寒的母亲袁丽燕在儿子去世后,仍然会精心打扮自己,尽量以优雅美丽的形象出现在人前,她担心显出痛苦会让旁人尴尬,她也觉得这种痛苦是旁人既无法理解,也根本无从劝解的。

  袁丽燕:有的人说时间长了会好受点,哎呀,我们的孩子也在国外或者也照顾不到我们,你们想开一点。那其实我们真的从内心来说,像失去孩子是痛苦一辈子的,他们真的是无法体会的,只有我们自己经受过的,我们才知道我们忍受了多少痛苦,如果说你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,那你要付出很多。

  解说:面对孩子的离去,男人也并不比女人坚强。高福来的女儿20岁那年在家中发生意外,为了避开伤心地,他和妻子卖掉房子搬到远处,很长时间不愿与人往来,甚至连工作都辞掉了。

  高福来:不要说工作了,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,本来就是围着一个孩子在转,我们中国的家庭大部分都这样子,孩子这走了,你生活没方向了,我们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,不愿意对人说,他根本无法理解,最多劝你几句:别伤心了。能做到吗?不可能的事情,这个痛苦我们是终身的,可能会带到我们的坟墓里去,永远不会忘记。

  解说:钟志铭的孩子14岁那年遭遇车祸,那一年,他51岁。早年间身为上海人的他被分到安徽做插队知青,一直得不到返城指标,37岁才决定死了这条心在当地结婚生子,然而孩子长到7岁时,他思前想后,觉得还是要给儿子更好的环境,于是辞去旁人羡慕的厂长职务一家人回到上海从零开始打拼。然而,几年后,他却在这座城市失去了孩子。

  钟志铭:当时我的感受就是,痛断肝肠,就像肝肠一段一段切下来一样的,那痛得实在是……受不了,对不起。

  解说:儿子去世八年了,外表硬朗的钟志铭有时仍然忍不住在心里做着各种假设,假如那天放学晚几分钟,假如儿子路上停下来买瓶水,哪怕是绊上一跤都有可能躲过被车撞上的那个瞬间。

  钟志铭: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,为什么这种事情偏偏轮到我头上?人总会有这样想法的,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了?而且甚至于想,他哪怕过马路的时候绊一跤或者鞋带松了,我这样想哪怕鞋带掉了,我拴一下鞋带,就是一秒钟的事情。

  记者:就是怎么也想不通。

  钟志铭:一定抵制它,就讲这个没有发生。

  解说:在孩子的墓园里,一个个细节都透出父母的不舍深情,他们把孩子生前喜欢的玩具、弹过的吉他、用过的生活用品等等放在这里和孩子做伴,就好像孩子只是暂时睡着了,到了早上他就会从梦中醒来,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摸床头的眼镜。

  不相信,不接受,是许多父母在孩子离去时共同的心理反应。郭闽,六岁时随父母到德国生活,十四岁那年遭遇车祸,母亲林希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好,她目送孩子去上学,儿子背着书包,脚踏单车,笑容灿烂地向她挥手,她怎么也不相信一挥手就是永别。

  林希:根本不相信,你们别骗我,他上学去了你们不要这样。后来呢,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呢,就是警察来了,把他当时背在身上的书包送回来了。以前呢,我要是出去工作,回来我就第一件事找他书包,书包到了他回来了,我就放心了。但是,这时候,我忽然看见书包干干净净地回来了,一点血也没有,就回来了。他呢?我的儿子呢?他上哪去了?就突然之间这个反应,非常刺激,我就把他当时从上海去的时候背的一个小书包,那个熊猫书包背去,两个书包放在一起,就一下子,我觉得我儿子在那八年的时间就浓缩在这两个书包里,就……就这样了。

  解说:看到林希悲痛恍惚的精神状态,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德国心理咨询师,没想到咨询师的话却让林希觉得更加痛不欲生。

  林希:我说我现在自杀的心都有,我说我想随孩子去,然后他就说,我不能理解你们亚洲人,比如我也没有孩子啊,孩子是孩子,你是你呀,那么孩子的生活是孩子的,你是你的生活,他说我真的不能理解你,你跟我讲没有用,他说我建议你还是回亚洲去,找一个中国的心理咨询师。

  记者:您当时听到他这话什么心情?

  林希:我当时就想跑出去,立刻从楼上跳下去,因为我觉得,怎么连这点都不能理解呢?我觉得中国的母亲都是能理解的,好像就是孩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,对不对?命根子断了我还活什么?

  解说:德国咨询师的理念无法劝慰这位中国母亲的伤痛,在许多中国家庭,独生子女不仅仅被看作生命的延续,还寄托了父母甚至整个家族的期望,没了孩子也就没了希望,不止一位家长承认自己甚至想过要寻短见,但是又总有一些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还是得试着走出来 ,活下去。

  林希:我当时已经在外面教汉语嘛,那么在那个柏林话的中文学校,他说我们班上小朋友给你写的信拿来了,很小的孩子,他们不会写什么东西,就写一两句话,就是说林老师我们想你,林老师你一定不要哭了,林老师我很着急了,你千万别哭了,就这样。我们希望你再来,就这样的一个呼唤,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了,我应该站起来试试看,也许我行,最早的这个动力是孩子们的呼唤。

  记者:你觉得他们需要你?

  林希:对,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我,最早的这个呼唤是这里,我就在想崩溃是方便的,疯掉了,不知道了,这是方便的,但是好吗?理智还没有失去之前,会告诉这样不好,爬起来好,但是爬起来是难的。

  钟志铭:有一份理智告诉我,我不能让这个悲剧再扩展,不能让我爱人倒下去,还有我的母亲七十多岁,就是让他们知道,这个家还有人扛着,否则的话就不可收拾了。

  记者:这个人只能是你?

  钟志铭:只能是我,我要让孩子走得安心一点。

  解说:许多失独的父母都曾这样劝解自己,孩子在天有灵,看到父母过得不好肯定会难过,但他们又常常觉得力不从心,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活。

  王玮:我想过好一点,我没法过好一点,我死也死不了,活也活不好怎么办呢?

  解说:孩子们聚在这里安息,而他们的父母则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相似的煎熬。2003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也聚到了一起,他们的聚会只为了解决那个共同的难题,那就是如何安放失去孩子的伤痛。

  2003年的一天,柯斌接到了一个电话,是女儿下葬的墓园打来的。工作人员说,有另一个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希望联络几户,同样遭遇的家庭一起聚聚,柯斌当即表示很愿意参加。

  柯斌:都是失去孩子的家长,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,我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。

  解说:聚会当天一共来了十家人,他们很快就一起回忆起了去世的孩子,说起内心的痛苦,每个人都泪流满面,久久不愿散去。

  柯斌:第一次同样的命运的人在一起,大家从下午一点多一直谈到七点钟。素不相识的人,突然之间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。

  解说:这次聚会让这些父母都感到一种难得的释放,他们从此开始定期聚会,他们还为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叫星星港。星星象征着天上的孩子,港湾则是他们寻找平静的地方,渐渐地,更多失独父母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这件事并参加进来。短短一年,星星港从十家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,再后来达到好几百人,高福来加入星星港时已经把自己封闭了好几年,认识这些同命人让他感到了一种安慰。

  高福来:刚发生这个事情,有很多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,就是我为什么碰到这个事情。

  记者: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?

  高福来:对,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最倒霉了,然后到了星星港里面一听,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,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了至少。

  解说:面对同命运的人,钟志铭也说出了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,这位从不在人前流露痛苦的父亲,发现自己倾诉的愿望其实非常强烈。

  钟志铭: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有一点好,你说家里的事可以毫无遮拦,没有顾忌,这是一个;另外一个,你讲得再多,听者不厌,我都愿意陪你,你讲一百遍也不要紧,你在外面就不行。

  记者:原来和其他人交流,你会觉得有隔阂是吧?

  钟志铭:用句老百姓说的话,我们是穿心过,他是穿耳过,穿心过的人和穿心过的人坐在一起才听得懂,才承受得了。

  解说:当这些父母在上海相聚,在遥远的德国林希也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命运的中国母亲。学校的一名学生发生了不幸,林希听说这件事后,第一反应就是她想要去见去安慰这位母亲。

  林希:他妈妈谁都不见,后来我说我的孩子四年前也是类似的情况,这个妈妈就下来了,然后我就把她的手攥住之后就说,我们是一样的,我不说别的了,我们是一样的,她就大哭。

  记者:我们是一样的?

  林希:对,我们是一样的。

  记者:这六个字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吗?

  林希:是啊,我们是一样的。就是证明,我不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,是吧?后来我就发现,我们这样的人是可以互相鼓劲的。

  解说:同病相怜的情感让失独父母们自然地走到一起抱团取暖,渐渐地,钟志铭觉得自己迈过了一个坎。

  钟志铭:接受事实这就是一个质的转变,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家长最最主要的一点,你得承认这个不幸确确实实你遭遇了,你得面对它,你不接受,回不到生活中间来,你就脱离了现实,这点我觉得相当重要。

  记者:您觉得从这个拒绝接受到能接受,这中间这一步怎么才跨得过去?

  钟志铭:我的感受,有一部分家长走出来要快一点,他们往往无形之中会带动一些人,就是说尽管我们来救你,如果说你不把手伸出来,我无法救你,你把手伸起来,我们就把你拉上岸来,就把你救上来,你手不伸上来你就沉下去了。

  解说:或许在这些父母内心深处都还是有一份期望,期望能相互拉一把,而不是在痛苦的漩涡里下沉。

  钟志铭:总归希望看到信心的一面,那么总会有人提出来:这样吧,我们一起吃个饭去吧,甚至于我们到KTV一起去唱唱歌、去旅游、散散心,我们称之为异地疗伤。

  解说:渐渐地,他们在一起不再仅仅只是诉说痛苦,也会组织各种活动,在合影里,这些父母的脸上有了笑容,这是他们曾经不敢想象的。

  高福来:很长一段时间,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快乐起来,而且我也不敢快乐。

  记者:不敢快乐?

  高福来:不敢,为什么呢?我笑一笑我觉得自己都犯罪了,孩子走了,你还有什么这么高兴的事情,你还笑?

  记者:觉得孩子走了连笑的权利都没有了?

  高福来:笑的权利都没有了,还有社会上的一种不理解。

  记者:怎么讲?

  高福来:前几年我和我爱人一起出去,正好路上说了一个什么比较好笑的事情,我也笑了起来,正好从迎面走过来的人,他知道我们这个事情,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的,他说你们现在两个人心情调节得不错嘛,我笑容一下子收起来了。

  记者:这话让你听得特难受是吗?

  高福来:特难受,你的孩子走了,你们两个人如果还是每天能够嘻嘻哈哈的,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理解。

  记者:但是其实人有的时候会有快乐的瞬间,会高兴。

  高福来: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都是一样的,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,这方面的要求被压下来了,有一天这个压力松弛一点了,他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还是一样的。

  解说:虽然失去孩子的悲伤永远不会消失,但快乐也并不会永远从生活中消失,随着人数越来越多,星星港成立起了合唱队、舞蹈队、拳操队,高福来觉得当投入歌声中时,内心的很多东西有了出口。

  高福来:唱歌这种表达方式让我很高兴,我们这些人碰到这个事情以后,对生活没自信了,对自己也没自信了,但是在歌声中,你可以逐渐逐渐地找回自信。

  解说:2007年,林希从德国回到了上海。孩子去世几年后,她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,决定独自回国生活,当时她的心境已经相对平静了些,然而回国之后,周围有种眼光让她倍感压抑。

  林希:这个社会氛围,对那个失独者不是那么容忍,就是中国有一种理念,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,你家出事肯定你做坏事,我特别不喜欢,这个理论把这些家里有事情的人压得真的都抬不起头来,而且使那些家里暂时,我只敢说暂时没有出事的人缺少了同情心。这个倒霉跟我没关系嘛,因为我是好人,他家肯定祖上不知道哪天没烧香啊。

  记者:这种社会氛围其实是会对家长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?

  林希:就是祥林嫂不是死于阿毛走的时候,而是死于社会的舆论当中。

  解说:林希偶然听说了星星港,她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系。她第一次去参加活动是那一年的春节团年,节日对常人是快乐的日子,但对于失独家庭,过节如同过关,尤其是春节,他们往往把自己隔绝在家里,远离喜庆的气氛和亲戚的聚会,有了星星港后,每逢各种节日,这些父母都相约在一起度过。

  林希:春节活动,主持人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姐妹们春节好。哗,我眼泪就下来了,兄弟姐妹们这不一样啊,是不是?

  记者:还是我们是一样的。

  林希:对,还是这句话,我们是一样的人,这是那天晚上的第一个感觉。第二天就跟他们去旅游了,然后去旅游的时候,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事,他们跳舞、他们唱歌,我说这个我可做不到,我能够正常工作已经拜天拜地,已经算可以了。

  记者:不理解?

  林希:不理解,我就跟他们乱扭乱扭,忽然发现我也会,我也可以,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正常生活,但是我没有快乐的能力,但是就是那天我就觉得,也许我还可以活得更好。

  解说:星星港成立之初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大家一起疗伤,如果有一天能够走出阴影就可以解散了,但是不少人在生活渐趋正常后却不愿意离去。他们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愿望,就是去帮助更多同命运的人,这些父母都深知失独的伤痛,也深知刚失去孩子时最难熬、最无助,每当墓园里添了新的坟墓,他们会在墓碑前留下星星港的联系方式,让孩子的父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倾诉。很多人看到后刚打完联系电话,当天星星港的老成员们就会上门来看望,那一刻的感动让很多人永远难忘。

  王玮:我为什么感激第一次来看我的人,因为我觉得他们来看我、关怀我,然而我的痛苦又把他们几个人引得伤心起来了,他们当时陪着我一块哭,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关怀是很了不起的,是一种付出。

  解说:新成员渐渐地状态有所好转了,他们又去安慰比他们更新来的成员。

  王玮:人家帮了我,我也帮帮别人吧,在帮助新朋友的过程中间,他们都会说“谢谢你陪我”。

  解说:2005年9月,星星港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,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社团,主要开展对失独父母的精神关爱服务,他们在网站上这样介绍自己:我们是这个城市里一群普普通通的市民,有的来自工厂,有的来自学校,有医生、有小职员、有工程师,我们又是生活中遭遇惨痛的一群人,痛失爱子、痛失爱女,共同的命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,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大家庭——星星港。

  袁丽燕是星星港初期,就加入的老成员,她的丈夫老宋也在拳操队当教练,在其他成员眼中,他们夫妻一直给大家坚强理智的印象,很早就担当起了安慰他人的角色,现在袁丽燕被大家推选为星星港的主要负责人。

  袁丽燕:成为一个正规的社会组织,今后帮助人是更加有利的。

  记者:一旦成为组织,它就要有自己的宗旨目的,你们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?

  袁丽燕:我们的重点就是帮助新成员精神上的抚慰,帮助他们在第一时间脱离绝望的一种境态,所以这也许是政府做不了的,其他志愿者一下子也做不了,替代不了的。我们能做的,因为我们是同命的,去劝慰,也许他们更加能够贴近。

  解说:在这一天的拳操活动中,就有三位父母第一次来到星星港,几位老成员陪伴着他们坐在场地的一角,轻声地交谈着。

  袁丽燕: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,他们的小孩下半年刚刚走,大家跟他们聊聊,就是一边锻炼,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聚聚的同时,新成员老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大家诉说一些心里的想法。我们把搞活动也作为疗伤的一种方法,应该说星星港每个人都有一个转变的故事,比如说像那边第二个穿黑衣服的,下面穿着红鞋子的,她当时来的时候,人家就叫她林妹妹,说说就哭,一年多时间变化很大,爱打扮了,经常跟她们一起去买衣服穿。比如说小马她儿子走了以后,两年不大出门了,她把小孩的骨灰箱放在自己的家里,和现在真的是不好比的,完全是变了一个人,她把她的儿子要入土为安。

  记者:不再放在家里了。

  袁丽燕:对,这种氛围,大家对她的这种鼓励和劝慰,这个感染力是很大的。

  解说:2008年,星星港的父母们做了一次远行,他们这次不是去旅游,而是去汶川地震灾区。当从电视里看到有很多父母失去孩子,他们马上决定组队前往。

  钟志铭:就想马上去,我们帮助一个是一个,帮助一个人,就救活了一个家庭。

  解说:当地的很多父母本来把自己封闭在悲痛中,但是一听说他们是从上海赶来的也曾失去孩子,顿时就愿意向他们敞开内心

  袁丽燕:你们自己身体要养好,还可以再生一个,好不好。

  解说:他们的劝慰,陪伴着不少父母度过了最痛苦的日子。第二年,他们又重访灾区,看望老朋友,看到有的父母已经重新孕育生命,他们高兴得就好像那是自己的孩子。

  柯斌:今天我们这些星星港的家长都要做外婆了,都要做外公了。还有很多很卡通的,很可爱的,你看这一套也很可爱。

  钟志铭:有的已经抱孩子来了,有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。

  记者:你们再去,他们看到你们亲吧?

  钟志铭:亲,很亲。

  解说:现在,钟志铭在星星港担任精神救援队的队长。在帮助他人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收获和满足。

  钟志铭:这个满足就是我帮助人了,我对这个社会还有点儿用啊,我还做了点好事。

  解说:除了帮助失独家庭,星星港也逐渐开始参与更多的公益活动,由于不少孩子是车祸去世,他们报名作为志愿者参加交通安全宣传,他们还去养老院、孤儿院看望老人和孤儿。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他们觉得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。

  袁丽燕:其实这也许也是一种疗伤的方法,因为小孩走了以后,真的这份爱也可以转移,转移给他人的话,也是能够愉悦自己的。

  解说:从最初的无法自拔到起身去帮助他人,这些经历人生至痛的父母亲所做的一切也引来了社会的关注。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工作室

  近期免费为星星港提供志愿者培训,让他们能为新成员提供更专业的帮助。一家名叫心灵导航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民间组织,定期为他们举办心理讲座,并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,而孩子们下葬的墓园福寿园一直为星星港提供活动经费资助,这些组织和企业也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失独家庭。他们感到,这个群体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仅仅靠自助和互助是无法解决的。

  伊华(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):他们总希望把自己最阳光、最积极的一面跟所有身边的人去分享。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,但他们做到了,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就更需要社会去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  记者:他们虽然没有开口去求助,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难处,不需要帮助。

  伊华:对,大部分家庭的爸爸妈妈已经开始六十岁以上了,他马上就要碰到养老跟重病、临床守护的事情,社会上对这个失独群体的关注度还不够高,有很多问题他自助助人是解决不了的,他一定要社会体系来支撑的。

  记者:哪些问题一定需要社会体系的支撑?

  伊华:比方说他们的养老问题,比方说他们百年之后,一些后事料理的问题,不管是政府在政策上的抚慰,还是社区在零距离范围里边的救助,还是医院、养老院,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政策,实际上这都是一些社会系统工程。

  解说:星星港的失独父母们,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,年长的已经七十多岁,虽然他们尽可能积极地面对生活,但无法回避的养老困境不时困扰着他们的内心。

  高福来:我这两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,万一我老了、我病了,谁来管我?谁来照顾?举一个很小的例子,就是我们生病了需要手术,谁来给我们签字?如果我进养老院也需要签字的,谁来给我们签字?

  解说:2001年底颁布的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》规定,对于失独家庭

  地方政府应给予必要的帮助,但如何帮助并未明确。2007年,国家出台失独家庭特别扶助制度,各地制定了不同的标准,在上海失独家庭每人每月补助标准为150元,然而,很多失独父母最忧虑的还不是经济上的困难。

  钟志铭:恐惧的就是老了不能自理了怎么办?生病在床上不能动了怎么办?

  记者:您对死亡这件事恐惧吗?

  钟志铭:不恐惧。

  记者:不怕死但是怕这个?

  钟志铭:就怕这个,我只想我自己有尊严地活着。我穿衣服我穿得干干净净的,我头发不会长得老长的,你看我今年60岁了,我出来不是干干净净的吗?

  钟志铭:您这样一个人会特别怕有那样一天,会过得没有尊严是这样吗?

  钟志铭:对,绝对是的。

  解说:据统计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大约20个孩子因各种原因去世,一年中,就有约7000个家庭成为失独家庭,全国失独家庭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,有人据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推算,据保守估计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,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晚年,这个群体养老面临的特殊困境已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显现出来。现在,星星港有一个新的计划,他们想要制作详尽的失独家庭调查报告,将这个群体的现状和诉求向相关部门反映。

  袁丽燕:我们星星港了解方方面面的综合情况,有这个诉求也好,可以整体地加以汇总,可以提供的,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。从今后我们是要定期地和计生委、和相关部门要做一个反映,可能就会让政府有制定相关政策的一种依据。

  解说:每年,除了清明和冬至,平时不少父母也会相约到墓园去看看孩子,他们为孩子带去新的鲜花,把墓碑周围打扫清理干净,和孩子说说话。

  同期:妈妈会好好地过日子,爸爸最近也不错。小瑜儿,你爸爸妈妈一直思念你,想念你,你们小孩子住在一起,你们相互照应,希望你在那边要活得好好的。

  解说:除了看望自己的孩子,他们也会为其他星星港的孩子扫墓。

  王玮:星星港的孩子都是我的,因为我是这么说的,孩子们你们在地下现在是做邻居,我跟你们爸爸妈妈也是朋友。

  解说:很多失独父母都说,他们并不害怕死亡,那一天对他们来说,是和孩子再相见的日子,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,他们还是选择要好好走完人生的旅程。

  记者:很多年过去,你现在怎么看待亲人离去这件事情?

  王玮:认了,但是我觉得认了但不低头。

  记者:不向什么低头?

  王玮:不向倒霉低头,别人能过好我干嘛不能过好?我把自己毁了

  对谁也没好处,做这种没好处的事干嘛,不做了。

  记者:让倒霉给赢了。

  王玮:对,不让你赢,我还要赢我自己。

  解说:儿子去世多年以后,林希写了一封《寄往天堂的信》。在信里她说“我的孩子,妈妈今天能写信告慰你的就是你的妈妈终于能在痛苦中觉醒,终于能从绝望中奋起。”多年过去,她有时候会再想起当年那位德国心理咨询师的话,那些话当时曾让她完全无法接受,但现在她的想法有了改变。

  林希:也许他说的有他的道理,我必须承认我还得走我的路,是不是?孩子就是我的一切,孩子走了我的一切就没了,这个思路可能本身就有点问题,换个角度也许比较容易站起来,每个人都要看重自己的生命,你的生命也是重要的,孩子当然是重要的,你也是重要的。

  记者:如果孩子能够看到您今天的状态,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?

  林希:那他肯定是很高兴的,是不是?我相信他是很高兴的。

  解说:星星港的成员们经常会把喜欢的文章发到网站上和大家分享,其中有一篇叫《生命的列车》,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:我的孩子上车时没有什么行李,如果我能在他们的行囊中留下美好的回忆,我会感到幸福。我下车后,和我同行的旅客都还能记得我、想念我,我将感到快慰,献给你们,我生命列车上的同行者,祝你们旅途愉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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